金观涛

|高永平，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

作者授权发布

我之所以会拾起金观涛先生的小册子《探索现代社会的起源》，原因有三。其一，在一个学术和思想日益琐碎化和碎片化的时代，一个宏观的理论体系，本身就是一个稀有之物。一般来说，宏大叙事往往容易流于宏阔，这是人们对它们表示厌倦的原因。但这本小册子却宏大而不宏阔，对历史和社会问题具有相当的解释力。其二，作者并不是如初看起来的那样仅仅关注解释历史，而是时时刻刻都怀着对现实的深切观照。其三，本人在读大学的时候，正是金先生的“超稳定结构”理论大行其道的时候。人对于在青年时代影响过的自己的思想家，总会施以更多的关注。我一直在追随者金先生的各种出版作品，包括他前一段出版的《观念史》。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两本书是一以贯之的，即强调价值观念对社会现状和历史进程的决定性影响。今天我就说说阅读《探索现代社会的起源》（以下简称《探源》）以后的感想。

《探索现代社会的起源》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5月版

作为自然科学出身的思想家，金观涛先生一直试图尝试用系统论的思想来解释人类历史和社会。使他名满天下的“超稳定结构”就是这种尝试的结果。《探源》一书也不例外，金先生设计了两个层面的现代社会基本结构，一个是民族国家内部的社会结构，一个是民族国家之间的国际社会结构。金先生的理论抱负是大的，他试图用着两个体系来解释现代性的产生、现代性的本质、近代以来的世界历史进程，甚至是两次世界大战的起因和本质。金先生认为，只有这两个层次的社会结构之间具有同构性的时候，总体结构即世界秩序才是稳定的。在两层结构之间的同构性之中，最重要的是人类个体与国际法主体即民族国家之间的同构性。这种同构性的核心是其精神的同构性，用作者自己的话来说，是“国家主权”和“个人权利”之间的同构性。作者写道，

代表民族国家的自主性（民族国家有权自行制定本国法律，有如独立个人处理个人事情那样处理国内事务），正如个人权利不应互相矛盾一样，一个主权国家不得干预另一个主权国家，侵犯别国利益。

作者把“民族主义”称为“对世界秩序的想象”，这一想象是以民族国家内部的个人主义为模本的。我想，虽然没有明说，作者在设想两层社会结构的同构之时，肯定想到了中国传统社会的“家国同构”，可能还受到了它的启发，也未可知。作者认为，最初的现代国家都是建立在“个人权利”观念的基础之上的。这些国家的主流精神认为，个人权利是本原的，国家权力来源于个人权利，更为重要的是，国家主权的本质，就是个人权利的集合体。在这样的观念之下，一切组织，包括国家，都是自由的人通过契约而进行合作的产物。这样的国家对世界秩序的想象，自然是“自由的国家的集合体”：各个国家平等相待，自由贸易，发生纠纷时依靠国际法解决争端。作者认为，正是这样的一个国际体系，保证了第一次全球化期间世界经济和贸易的繁荣。

可是，随着新型国家的建国和兴起，作者所谓的第二类民族国家诞生了。在作者看来，这一类国家是落后民族应对第一类国家之竞争和冲击的结果。这一类国家的典型就是德国、日本和意大利。这几个国家，都是通过战争实现了国家的统一（德国和意大利），或者是实现了政令的统一（日本）。这些国家诞生的过程决定了，他们构建国家的精神绝不可能是契约精神，而是其他的什么东西。作者认为，对这一类国家而言，

国家为一代表民族之实体，主权（立法权）只是国家之属性，主权并不依赖于人权，民族国家的建立只需工具理性与形成民族认同，而和个人自由无关，甚至在某些方面是靠压制人权建立的。

上述情况最典型的例子是德国。“对于德国人而言，民族文化是一先于国家的历史存在，民族国家乃文化和精神之载体，而非一个个个人的集合。”这些不是依靠契约精神、并由自由人合作建立起来的现代民族国家，依据其精神形态，必然不会遵守以“自由主体的集合”为模版的“对世界秩序的想象”。例如，德国的泛日耳曼主义和俄国的泛斯拉夫主义都不会遵循国家间平等和不相互侵犯的国际秩序。这些国家，在因为争夺海外市场和殖民地而发生利益冲突的时候，战争就不可避免。金观涛用他的这一理论框架很好地解释了两次世界大战的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