隆冬的北京，中国最高审判机关展开了一场国际商事纠纷解决顶尖智慧的思维碰撞。

2018年8月，最高人民法院国际商事专家委员会成立，首批聘任来自14个国家和我国港澳台地区的31位专家委员，标志着“一带一路”国际商事争端解决机制和机构建设取得重大进展。

为进一步提高人民法院国际商事审判专业化水平，吸收更多专家参与国际商事争端解决机制建设，为建设诉讼与调解、仲裁有机衔接的国际商事纠纷多元化解决机制提供支持与保障，最高人民法院决定聘任24位专家为国际商事专家委员会第二批专家委员。

12月8日下午，在优美的乐曲声中，新聘国际商事专家委员从最高人民法院院长、首席大法官周强手中接过聘书，开启了为期四年的“智囊团”之旅。

“希望各位专家委员充分发挥职能作用和优势特长，促进中国法治与国际法治相互借鉴、协同发展，推动健全国际商事争端解决机制，积极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周强院长在致辞中表达了对专家委员们的殷切期待。

同一天，来自中外的40多位专家委员“济济一堂”，通过线下或视频连线方式，参加以“国际商事纠纷解决机制新发展及相关国际法问题研究”为主题的国际商事专家委员会第二届研讨会，围绕“国际商事纠纷解决机制的发展：新形势与新挑战”“后疫情时代国际法相关问题的研究与运用”等议题展开“最强大脑”们的充分交流。

任重而道远

——履职尽责，推动打造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

2019年5月29日，最高人民法院国际商事法庭敲响“第一槌”，在法治保障营商环境的道路上迈出了坚实一步。

“国际商事专家委员会依托这一国际化平台，能够发挥来自不同国家的专家优势和潜力，克服各国法律制度不同造成的障碍，从而为国际商事纠纷的解决发挥独特作用。”大连海事大学原校长、国际海事委员会荣誉委员、中国海事仲裁委员会顾问司玉琢在发言中肯定了国际商事法庭的作用，并表示将认真履行职责，与中外专家、新老委员之间增进学习交流。

新加坡最高法院上诉庭法官兼国际关系主管法官莊泓翔认为，国际商事专家委员参与案件调解，就国际商事争议中的具体法律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制定的司法解释和政策提供咨询意见，对于推进法律基础设施建设以及支持“一带一路”倡议方面都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如今在乌干达，中国实体和企业的身影经常可见。

乌干达最高法院前首席大法官巴特·卡图雷贝指出，在乌干达投资的中国实体和企业、与中国实体打交道的乌干达实体和企业应当了解两国现行的法律制度。巴特·卡图雷贝认为，国际商事专家委员会正搭建了这样的法治合作交流平台。

全国政协常委、民建中央副主席周汉民表示，为了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化，必须优化营商环境。

“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社会的环境，最终落脚点是法治环境。最高人民法院为推进国际商事纠纷解决，能够接连两批遴选相关的专家委员，这既是对我们的鼓舞，更是对我们的信任。”周汉民说。

化疫情危机为发展新机

——后疫情时代，探索国际商事纠纷解决新发展

新冠疫情全球蔓延，给社会发展带来了巨大影响。

中国经验告诉人们，后疫情时代，互联网、信息化、人工智能等将在世界舞台上大放异彩。

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二级大法官杨万明简要介绍了疫情以来中国法院充分运用智慧法院建设成果，大力开展远程立案、网上审判、智慧执行，为疫情防控提供坚强有力司法保障的情况。

相关数据显示，2020年2月3日至11月20日，全国法院网上立案650.1万件，网上开庭77.8万场，网上调解323万次，网上证据交换141.5万次，电子送达1815万次。

“做到让群众‘一次不用跑'就能完成各类诉讼事项，通过‘键对键'感受触手可及的公平正义。”杨万明这样评价中国智慧法院建设成果。

英格兰及威尔士高等法院前法官威廉·布莱尔爵士在发言中特别提到，中国最高人民法院近年来对法院工作信息化进行的大量探索和投入，在国际上亦得到了推广适用。

“适当运用这些成果，有助于依法公平公正地解决商事纠纷，从而为全面恢复商业发展作出重要贡献。”威廉·布莱尔爵士表示了他的赞赏。

香港国际仲裁中心名誉主席杨良宜提到，今年疫情对全球经济的影响非常深刻。面对后疫情时代很可能激增的国际商事诉讼和仲裁案件，希望对国际实体法和程序法有更多的了解，共同应对新挑战。